杨祝良，我国著名真菌学家。1983年在伟德国际官网登录入口生物学系攻读本科获得学士学位，1990年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硕士学位，1997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1998年开始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真菌多样性及资源利用研究，创建了世界牛肝菌科和鹅膏科新的分类系统，整体领跑了全球两科的系统分类研究，创立了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选育出羊肚菌高产种质20余个用于种植推广。先后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一等奖1项。2005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担任国际著名杂志《Fungal Diversity》主编、《菌物学报》及《菌物研究》副主编、《Mycological Progress》、《Mycoscience》、《Fungal Biology Reviews》、《生物多样性》、《食用菌学报》及《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委。2017年4月杨祝良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求学之旅：坚持实践出真知

“厦大校园美、人美、心更美，教学和行政管理老师对我们‘愣头青’都很热情关心，期望我们学好毕业后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谈到母校，杨祝良先生这样回忆道，“读书时期，系主任黄厚哲教授为我们大一新生讲授《普通生物学》，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大教授们往往都有繁杂的科研任务，但是他们却不忘通过上大课的形式引导新生，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如今，学院的《普通生物学》还是大课，五楼的学术报告厅每次都坐的满满当当的，新时代的教授们也依然坚持传统、不辞辛苦为大一的新生们传授知识，正是这样的付出，才使得几十年后，在杨祝良看来，厦园依旧草木情深，历历难忘。在厦大的本科学习对杨祝良的学术与科研道路有着重要影响，植物解剖学、微生物学、植物生理等大、小实验都让他记忆犹新，当时学到的实验思路、实验步骤和实验技巧到现在还能够用上。

离开厦大之后，杨祝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云南，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那个时候他发现有许多真菌名称仍是鲜有人知的，这无疑是一个知识盲区，于是他决定开始研究真菌，报考了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跟随学界著名专家臧穆先生继续深入学习。臧穆先生对他的悉心指导让杨祝良很快就上手了。但与其他导师不同的是，臧穆先生没有挽留他在国内深造，而是建议他前往德国留学访学，希望他能在更广阔的平台汲取更多的知识营养。杨祝良一开始担忧国外导师与自己的研究方向相距较远，自己很难适应。但在德国四年的学习深造中，他发现其国外导师的知识面极广，远远不是研究方向那一小方面，这让他学习到了非常多的科研知识，大大拓宽了科研思路、提升了研究水平。

不过，杨祝良在德国读博期间也发生了一些趣事。有一次，两名外国专家邀请他去荷兰做研究，三人在讨论问题时，还是学生的杨祝良提出“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伴随着细胞死亡，动植物是这样，真菌也应该是这样”的观点，而两名外国专家却不赞同，为此三人之间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祝良回到德国后，把经历告诉了德国的导师，导师赞扬了他的表现，并希望他能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导师教导他，科研人不能囿于一方小天地，做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用实验说话，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只有这样科学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最后，实验结果也证明了杨祝良的观点，而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求学之旅漫漫，但对于杨祝良却是历历在目。他跟随恩师们，找到了自己的热爱所在，目标所指，道路所至。

科研之志：原本山川 极命草木

西汉著名辞赋家枚乘《七发》中这样写道：“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意思是说人类想要弄清楚山川地理的情况，需要对草木名称及本性进行透彻的研究。这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所训，杨祝良也一直将此作为自己翻越科研大山必须经历的过程。

1997年底，杨祝良从德国留学回国后，他一连写了几份科研经费申请书，由于经费审批时间较长，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他就一边自费做研究一边等回音。在当时，真菌学研究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学科，杨祝良的家人也不能理解，认为干这行没有实在的用处，还不如“下海”经商，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不久，他收到了一封德国母校的来信，祝贺他获得母校1998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校长要亲自为他颁奖。这个喜讯大大提振了杨祝良的科研士气，稳定了他坚持研究真菌的信心。好事多磨，随后他申请的科研经费也审批下来，他把全身精力投入到项目研究中。

1998年夏，在一次前往青藏高原的科考活动中，期待观察与采集高原真菌已久的杨祝良却遇到了一个的难题——高原反应。由于高原反应的危险性和痛苦，带队队长建议杨祝良不要参与高山科考，留在当地等待。但是，对真菌多样性研究而言，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采集高质量的标本对准确认识该区真菌物种多样性至关重要，没有扎实的野外工作，科研工作可能会变为无本之木。“没有高质量的标本，哪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杨祝良这样说道，“大脑是有记忆性的，若这一次放弃了，下次来这里仍然会有高山反应。”因此他坚持服药跟随队伍，努力让身体适应高海拔环境，在经历了一周的痛苦折磨后，他终于成功地行走在高原上，顺利采集到了许多珍贵的标本。

经过多年的探索，杨祝良的研究逐步转向广泛分布的牛肝菌。牛肝菌是一大类真菌的总称，此类真菌物种繁多、形态多样、结构复杂，过去仅仅借助形态和生态特征对牛肝菌进行分类。然而，分子生物学新技术特别是DNA测序技术的涌现和完善，为研究牛肝菌研究带来了良机。因此杨祝良先后与他的8名博士生一同开展牛肝菌的研究。通过“形态”、“分子”、“生态”等多学科的理论，对牛肝菌的“家谱”有了深入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被国际同行专家誉为“里程碑成果”。杨祝良和他的团队并未止步于此，目前，他们又着手开始应用基因组学的技术，对牛肝菌进行深入的研究。

“科研人员要勇于面对科学难题，主动利用新技术和新思路去巧妙地解决老难题。”科研人追根究底，坚信水滴石穿，三十多年来杨祝良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研究，他认为一件事只要坚持做下去，就一定可以收获与他人不同的闪光点；科研人更是求新求异，哪里有难题，哪里缺乏研究，就应当去哪里挑战，用研究与实践填补科学空白。

扶贫之路：科技助力脱贫攻坚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身在科研一线的杨祝良，也将自己投入到了这场脱贫攻坚战中。

他认为，真菌是个特殊的生物类群。有些物种可以人工栽培，有些物种不能人工栽培。如何充分利用真菌可以人工栽培的特性，为我们的生活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人员思考的问题。而具有商业价值的羊肚菌的良好培植、产量提高正是杨祝良及其团队不懈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通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杨祝良团队选育获得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解决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问题，提出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新技术，创造性地提出了“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实现了羊肚菌大田四季高效种植。杨祝良第一个想到的扶贫地点是深度贫困山区的云南省贡山县，为了实现产业脱贫致富目标，杨祝良团队教会独龙族、怒族40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1170亩羊肚菌。贫困百姓通过种植羊肚菌逐步走上致富之路。2018年年底，贡山县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羊肚菌种植技术的普及无疑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极大的促进。迄今，杨祝良团队指导的羊肚菌技术在全国累计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扶贫必扶智”，对于这一点，杨祝良也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谈及科研与扶贫的紧密关系时，他表示，科研能够为扶贫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而扶贫过程则是对科研成果的应用，同时还能为科研项目争取更多的关注与资金支持。如果在扶贫过程中能发现有价值的科研问题，更是能够推动科研的发展。在杨祝良眼中，扶贫与科研，正如实践与科研，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服务之心：从社会人群到青年学生

在今年的7月，“云南吃菌中毒死亡人数超过新冠”话题一时登上了微博热搜。云南省位于中国的西南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云集从热带、亚热带至温带甚至寒带的物种，也是野生菌出产大省，居民中因误食野生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不在少数。在很早以前，杨祝良就认为，给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科学普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鹅膏科真菌中既有著名的食用菌，又有剧毒的菌种。由鹅膏菌导致的中毒事件占了食用菌中毒的70%-90%。让普通大众直观地准确地认识各种鹅膏，更好地预防食用蘑菇中毒，杨祝良团队决定编写《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刚开始，他发现很多鹅膏科物种连科研专业人员都还没有认全，更不要说将相关知识科普给百姓了。为了获得充足、准确的资料，杨祝良与他的科研伙伴们进行了大量的标本采集、实验室研究、文献整理等工作，同时还与欧美同行开展合作。历时二十余年，《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才终于得以面世，该书的出版对我国鹅膏物种的识别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杨祝良深知：科研重要，科普也很重要。普罗大众需要专业知识，但这必须通过科普途径去实现。而科研人员则需要花时间花力气去琢磨，用普通老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去普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长期的实地研究与观察归纳后，教授总结出了像“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还穿鞋的蘑菇不能吃”这样通俗而实用的语句。与此同时，杨祝良还收获了“蘑菇先生”这一亲切的称呼。提起这个称号，他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爱与自豪。在他眼中，“蘑菇”代表着他的研究领域，“先生”一词则象征着人们对他知识储备与工作成果的肯定。从最初的不被家人认可，到后来人们的肯定，这位“蘑菇先生”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自己的选择做了注脚。

杨祝良对于人才的培养同样尽心尽力。在他看来，研究生是我国科学研究的未来和希望，是国家的人才。在培养研究生中，他主张导师既要能放手让研究生去独立探索，也要及时指导、纠正偏差、排除困难，即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放手”与“指导”相结合。杨祝良提到，对于自己所带的研究生，他一定会亲自对他们进行指导，言传身教。他的投入也获得了回报，在他指导的40余名研究生中，先后有2名学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他本人也获得“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和“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

今年11月，杨祝良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对此，他表示自己将会珍惜这份荣誉，并继续学习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真菌学科研工作中，不忘科研报国的初心，秉承“原本山川，极命草木”的科研精神，努力使真菌学创新研究和科学普及迈上新台阶。

2021年是厦大建校百年，2022年是厦大生物学科百年，杨祝良也借此机会向母校母院表达祝福：“时间飞逝，转眼母校已到百年华诞之际，厦大生物学科也快百年大庆，预祝母校和母院科教发展蒸蒸日上，人才辈出代代相传，科研成果独树一帜。”

（伟德BETVlCTOR1946 江子扬 杨云雁 吴陈婧玥）